一叶中国茶，自唐代流入日本，经700余年酝酿，于东山时代开出自己的花，茶道雏形渐成。其背景为室町幕府建立的武家政权结束南北朝对立，成统一全日本的新政权，急需稳固统治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。茶，在此时充当以审美划分阶级的理想介质，是历史必然。
同时段的中国，元代异族暴力统治后，百废待兴，明朝初建。茶文化与唐宋鼎盛相去甚远，朱元璋一令废止团茶，同样是统治需要，因当时社会已无力营造优雅。
从解渴之物，成为有丰富社会内涵的物质载体，与政治、经济、精神发生深谙关系，是茶迈向文化的起始，中日皆如此。不同是，日本茶文化形成初期，便提出极明确的茶人标准，后延此核心壮大成型。
以茶为终身职业；杰出的艺术造诣；介于出家人与俗人之间的中性身份；中国唐物的高超鉴赏力，同时满足此四项规范，才意味茶人身份成立。
拉长视野，研究这一标准的构成、内涵及交叉关系，对今日仍启发不浅。
茶由一片物质性树叶转换成形而上的载道工具，以文化审美为形式参入意识形态的路径；东山时代茶人标准的确立与秀吉时代日本茶道完成之间的关系；中国茶史从未形成茶人标准的原因；时代与茶的相互作用等问题，均可以此标准为中心比较展开。
能阿弥是日本东山时代代表性茶人，也是整个日本茶道奠基者。他的生平成就，可直接体现茶人标准建立的历史影响。其最初身份是义政将军的贴身茶役，名中“阿弥”二字，表示他曾剃度，虽是俗人，但决心忘掉俗世，置身技艺。
茶之外，能阿弥文学修养深厚，是日本“连歌七贤”之一，且在水墨领域开创阿弥流派，现流行的池坊插花源头，便是能阿弥创造的“立花”。艺术领域的多元涉足及专业成就，完全超出人们对茶役的简单设想。
能阿弥独特的技能，还有对中国唐代艺术品的鉴赏，能精准把握由来、特色和艺术价值，因此，他很别特的一项工作便是指定日本皇室御用物。
逐条剖析规范内容，以茶为终身职业，既是决心，也是必须有所创造功绩的硬性要求，做为整个标准的根基，带有强烈殉道意味，极富日本民族性格特质。
对艺术造诣的强调，表明此时的日本社会已深刻洞悉到茶与人的知觉模式、感官世界、情感表达关联密切。茶人绝不是单一技能的体现，需在技、艺、道相融的艺术领域，掌握娴熟技术，建立审美、人格及思想，衔接与茶，最终指向创造。
为整个社会创造出美的形式、典范，再经由日日之茶传播普及深入民心。而形式之中，自然移植着其依附的统治阶层意志，阶级体系的建立、划分、关系于隐秘而温软的教化中落成。
介于出家人与俗人之间的身份，在社会结构中，有模糊却极富弹性的特征。与世俗拉开距离，首先是对自身的天然保护，可保障在自由清净的前提下，专注技艺与修行。
从文化发展规律而言，以强烈个人方式对时代问题做出反应的人，其输出价值往往超越与时代保持一致的人，距离，是茶道初成阶段的某种必须。
而授戒身份在参与社会时，获得另一层保护。使社交效益、广泛度最大化的同时，与社会各阶层互动往来，自然的将茶道渗透至各个角落，与整个社会需求有机结合。
艺术提供创造性的思维方法，以审美介入，完善丰富了茶的表现形式；宗教信仰则从精神高度规范行为，赋予茶道“形而上”的潜质与根基。独特身份要求的背后，是日本社会架构新的需要在发力。
最后，对中国唐物的鉴赏要求，物为表，实质是对唐物所承载的价值取向，即中国几千年来帝王统治的“器以载道”思想的沿袭。以器的使用建立社会准则，以审美道德的设计巩固政权统治。茶离不开器物，茶人对器物审美价值、历史意义的多重把握，已令自身无法孤立于政治外。
四项规范看似独立，实则是紧密相连的综合整体，围绕茶，自不同维度渗透，共同塑造出服务于统治的新的社会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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